25岁的肖乐在无锡市的一间出租屋内因严重脑损伤离世，然而就在他停止呼吸仅仅两小时后，其所在的无锡安琪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便在系统内将他的员工状态变更为“已终止”。这位曾独自骑行318国道前往西藏的年轻人，最终却在职场中耗尽生命，引发社会对“过劳文化”的强烈关注。
据肖乐的同事和朋友透露，他在该公司工作一年多期间，长期处于高强度加班状态。平均每天工作13小时，最严重时甚至连续工作14.8小时，仅能保证4至5小时的睡眠时间。吃饭和上厕所的时间被压缩到极限，身体多次发出警报。他曾向朋友抱怨：“累到鼻子和嘴巴都流血”“熬通宵后嗓子像含着刀片”，但管理层却以“年轻人抗压能力强”为由，要求他继续加班。即便在他吐血昏倒后，仍被要求完成当日工作。
肖乐去世后，公司的操作更引发争议。系统显示，他在离世仅两小时后便被“解雇”，这一举动被质疑为逃避工伤认定责任。根据现行规定，员工在工作时间突发疾病后48小时内死亡可认定为工伤，而公司通过快速解雇试图规避这一时间限制。家属要求调取办公室监控录像时，公司以“扰乱秩序”为由拒绝提供，仅选择性提交部分外部监控片段。更令人质疑的是，公司最初否认工伤事实，后又在舆论压力下匆忙提交索赔申请，被指为公关手段。
法律层面，肖乐家属面临举证困境。现行制度要求家属证明加班与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而公司只需以“个人健康问题”为由即可推脱。“48小时死亡时限”的规定，迫使家属在抢救生命和争取赔偿之间陷入两难。更讽刺的是，肖乐去世前四个月，公司未安排任何体检，进一步削弱了其抗辩的合理性。法律专家指出，此类案件暴露出“过劳致死”认定标准的模糊性，企业往往利用漏洞逃避责任。
肖乐的悲剧并非孤立事件。近年来，多起类似案件引发关注：2024年，江门市一名程序员在午休锻炼时猝死，法院认定其死亡与长期隐性加班有关；北京市一名教师因课外活动过度劳累死亡，法院判决学校承担责任。这些案例显示，当“内卷”成为职场常态，年轻人正为企业的逐利行为付出沉重代价。相比之下，日本、冰岛等国推行的四天工作制实验表明，减少工时不仅未降低效率，反而使生产率提升20%，员工抑郁率显著下降，为改善职场环境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