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津南区人民法院内，一场特殊的劳动争议庭审正在进行。崔丽丽身着2023年遭受职场性侵时所穿的衣物步入法庭，这件曾被视为耻辱象征的长袖衬衣，此刻已成为她对抗不公的“战袍”。这起案件因涉及全国首例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庭审焦点集中在停工留薪期薪资争议上。崔丽丽向法庭提交了258页证据材料，其中新增的26页工伤行政判决书被用不同颜色便利贴标注重点。这些材料记录着她两年来的维权历程，从医疗诊断证明到出差审批记录，每页都承载着关键证据。丈夫张毅作为代理人全程陪同，两人十指相扣的身影，无声诉说着家庭支撑的力量。“做出这个决定需要莫大勇气”，张毅在庭审间隙的感慨，道出了这个家庭承受的压力。
时间回溯至2023年9月，时任销售总监的崔丽丽在陪客户宴请中被上司王某灌酒至意识模糊，随后遭遇性侵。2024年4月，王某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但公司不仅未提供支持，反而以“旷工”为由开除了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崔丽丽。面对双重打击，她开始自主收集证据，232页举证材料涵盖医疗记录、工作聊天记录等关键信息，为后续维权奠定基础。
2024年12月，天津津南区人社局作出突破性认定：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将崔丽丽的精神创伤认定为“因工外出期间因工作原因受伤”。这个国内首例认定让工伤范畴突破生理伤害局限，为PTSD等精神损伤提供制度性救济。2025年8月，随着工伤认定行政判决生效，这起劳动争议案件终于进入庭审阶段。
崔丽丽选择穿着旧衣出庭的举动，蕴含着多重象征意义。这身衣物颠覆了传统认知中受害者需要隐匿痕迹的惯性思维，将承载痛苦记忆的物件转化为维权符号，直指“加害者才应承受耻辱”的核心。它见证了从刑事定罪到工伤认定的完整司法进程，印证法律对“工作原因”“精神伤害”的人性化解读。对于无数沉默的职场性侵受害者而言，这更是“开口发声无需恐惧”的示范性举动。
这起案件的里程碑意义，在于撕开了职场安全保障的制度缺口。企业不能再将“陪酒应酬”等潜在风险转嫁给员工，法律已明确“因公外出安全保障是用人单位义务”。当崔丽丽等待七天后质证结果时，她身上的旧衣早已超越个人叙事范畴。它时刻提醒着：职场正义的实现，既需要个体“死磕到底”的勇气，更需要法律为受害者托底、制度对企业追责的完整保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