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投资领域，不同商业模式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通过对多种商业模式下企业净利率的分析，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研究发现，不同商业模式下企业的净利率存在明显差异，大致排序为金融、品牌消费、资源、资源类制造业和工业类制造业。
品牌消费类企业涵盖多个行业，包括白酒、中药、调味品、家居、旅游、啤酒、乳制品等。以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等12家公司为代表进行分析。数据显示，品牌并不必然带来高净利率。例如，茅台净利率高达50%，平均达40%，而青岛啤酒、伊利股份等净利率却只有4% - 5%。这表明，在研究品牌消费企业时，要关注其壁垒和维护品牌的成本，只有具备壁垒和竞争优势，才能将品牌力转化为提价权，进而维持高净利率。不过，这类企业一旦建立品牌，一般较难亏损。像伊利在2008年因次贷危机叠加三聚氰胺事件，扣非净利率为 - 8.3%，但事后看这反而是一个难得的买入时机。
金融类企业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和地产。由于金融企业天然具有巨大杠杆，用净利率衡量不太合适，通常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金融类企业景气时净利率和ROE普遍较高，这与杠杆作用有关。但杠杆是一把双刃剑，所以金融企业首要的是建立完善的拨备制度。然而，似乎只有银行业有较为完善的拨备制度，其他行业往往是事后补救。以地产行业为例，2017年之前，由于土地和房价处于长期牛市，企业很少在损益表中“资产、信用减值损失”一栏进行计提，这导致近年来该行业陷入困境，龙头企业的净利率和ROE都出现负值。除地产外，其他金融类公司（尤其是银行、保险）的高盈利主要得益于国家给予的特许经营权，但同时也需要为实体经济让利。
资源股选取了石油、煤炭、铜等领域的6家公司，如中国海油、中国神华、山西焦煤等。资源品会阶段性出现过剩，所以净利率波动较大。但由于其具有长期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能够享受长期较高的净利率。以石油为例，最初用于照明、代替鲸油，电灯发明后一度被认为“毫无用处”，后来汽车出现又重新焕发生机。再如，区块链、人工智能的发展使电力需求增加，煤炭又再次受到重视。这表明，传统能源是大自然的馈赠，不应因一时“无用”“过剩”而被遗弃。
资源类制造业企业与资源股关系紧密，它们本质上是将资源品加工成商品，如万华化学、海螺水泥等。这类企业很多不直接占有资源，只是进行加工，所以净利率与资源价格关系复杂。资源价格过低，会影响其需求和库存；资源价格过高，成本又难以向下转嫁。因此，这类企业的平均净利率显著低于资源股。
工业制造业企业的商业模式相对较差。它们既没有国家赋予的特许经营权，也不像品牌消费企业那样有长期提价权，更不具备资源品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所以整体净利率较低且波动巨大。不过，这类企业有时能借助科技或某种赛道的快速发展，使需求激增、短期供给不足，导致净利率飙升。此时企业往往会大量投产，但由于缺乏足够壁垒和技术快速迭代，这些产能在几年后会成为负担，使净利率回归甚至出现亏损。与资源企业不同，这类企业的产能无法窖藏，一旦闲置，再启用时可能价值大减，所以不存在产能出清的概念。当然，这类企业也存在异常值，如台积电。在1994年至2020年的约30年间，台积电平均净利率高达34.68%，从未低于10%。若剔除科网泡沫破灭的三年，其平均净利率可高达37.01%，可与品牌消费企业相媲美。这主要得益于台积电在技术上的断档领先，其他企业攻克10纳米时，它已量产10纳米、攻克7纳米，这种领先使其量产制程一直保持高净利率，同时充分摊薄了研发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只是初步探索，公司选取和商业模式划分存在一定主观性。但从大致结论来看，不同商业模式下企业的净利率差异明显，不同行业的天花板和波动性可参考其中的代表性企业。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是不同概念，商业模式是企业做生意的本质方式。很多人将二者混淆，实际上很多新事物从商业模式看只是旧瓶装新酒。不过，1999年的互联网和台积电都带来了新的商业模式，前者是新技术与新商业模式的结合，后者在它之前只有IDM模式，它开创了Foundry模式。
研究各行业成功与失败的案例，有助于建立标准体系，避免迷失在个股短期的高景气中。就像有了地图，知晓山高水深，才能在投资领域安然前行。而且，从别人的失败中学习是最低成本的学习方式，研究失败、建立“死亡列表”对投资至关重要，是最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正如芒格所说：“如果我知道自己死在哪里，那就永远不要去那个地方。”通过这些研究，也能理解巴菲特的投资行业侧重。他60多年的持股重仓多在品牌消费、金融、资源和传媒中切换，前三者正是净利率较高的三类产业。传媒业在互联网出现前享有一定区域壁垒，但互联网打破了这种壁垒，所以巴菲特在上世纪90年代后不再投资这类公司。可见，巴菲特的投资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商业模式筛选，选择容易附着价值、成为时间朋友的行业。
